香港新移民："内地人"是永远贴在身上的标签
2014-05-05
香港新移民："内地人"是永远贴在身上的标签
21世纪经济报道 秦伟 小童便溺事件引发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与香港社会看待新移民（微博）的复杂心理有关，但是，这一族群并不在公众焦点下。
从深水埗地铁站出来，就能感受到无法量化、无法具体描述的那个香港，空气中充满了茶餐厅、车仔面和廉价生活用品混杂的味道。
“我来这里（香港）真正定居那天，拎着两个箱子过来，我写了一篇小日记，我非常不开心，特别难过。”回忆起3年多前的那个6月，阿晶努了努嘴。
阿晶是每年超过二万新移民妇女的一个，但又不是内地或香港人印象中典型的“新移民”，她既不住在天水围的公屋，也不住在深水埗的劏房。
和许鞍华眼中那个远在香港西北角上的天水围不同，这里更贴近繁华的商业区，与中环、尖沙咀位于同一条地铁线上，从这里出发到达中环只需要16分钟，去到九龙的富人区——九龙塘也不过9分钟路程。
新来者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均在提高。今年2月，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在立法会答问时介绍，15岁及以上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中，有中学或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由2001年的68%上升至2011年的85%；而教育水平达大专程度者则由2001年的6%上升至2011年的16%。
同一时间内，有成员为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的家庭的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数从12，050港元上升至14，070港元，升幅近20%。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港人观察内地族群文化的透镜，又是部分香港民众感受到的压力。
对于阿晶这样生活在深水埗和天水围的新移民而言，这些增量似乎并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太大差异。其实，新移民群体的深刻变化已经发生，但是，他们是否需要融入香港社会，能多大程度上占用政府公共资源，仍然在港岛引发持续争论。
公屋、就业和综援
“刚来的时候也是住劏房，虽然来之前也听过香港是寸土寸金，但没想到那么小，在房间里面走路都要侧身走。”阿晶说，不过现在，她和香港丈夫已经搬进了位于青衣的公屋，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属于比较幸福的那一类——有公屋住的新移民。
公屋是香港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廉租房，去年12月底，香港的公屋轮候册上约有121，100宗一般申请，以及约122，200宗配额及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香港房屋署一直在努力把一般申请人的平均轮候时间维持在三年左右。
香港房屋委员会在每一片廉租房小区（屋邨）设有一个屋邨管理谘询委员会（邨管谘委会），负责屋邨的日常管理事务，以及与租户沟通。但对于不少新移民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一般都没有太多往来，最多是和住在对面的邻居打个招呼。”当被问及和本地人的相处，阿晶想了一会儿说。在来香港之前，阿晶在东莞的一间商场的手表柜台做营业员，也是在那里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老家在湖南的阿晶现在已经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粤语，与人沟通时，语言早已不是障碍，但却依然留在新移民这个小世界中。
“刚来的时候去街市买菜，不懂得不可以挑，就会被人说，虽然有的时候其实卖菜的人也是新移民。”阿晶说，现在自己已经习惯不再挑拣，也不再试图去还价。
香港丈夫的家人也不在阿晶的小世界中。“我们刚结婚，他们连我的面都没见过就说我是骗子，是为了骗香港身份才结婚，我还什么都没有说过，也什么都没有做过。”说起这件事，阿晶略显无奈地笑了笑，丈夫家里七八个亲戚讨厌自己的事实对她来说，现在好像一个无聊的笑话。
阿晶的丈夫原本是“二级公务员”，在香港警队中处理杂事。和很多来港团聚的新移民相比，阿晶或许本可以过上相对舒服的生活，但来香港不久，阿晶的丈夫就开始生病，40多岁就被迫提前退休。
除了每周都会来深水埗帮助新移民的非政府组织里做几天义工，和多数新移民一样，阿晶并没有在外工作。2012年，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下的新移民互助会的一份调查显示，虽然超过70%的新移民在来香港之前有工作，但在来港之后实际就业率只有34%。
在渡过语言关后，要找到一份工作并不是特别困难，民间组织有包括新家园协会、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等，香港政府也为新移民在雇员再培训局提供5项专设课程，提供全面的基础技能培训和建立信心。香港劳工处遍及全港的11处就业中心也可为新移民提供咨询或工作转介服务，并为其提供就业讲座。
不过，与早些年需要等待10多年才能拿到单程证不同，现在新移民妇女平均只要等待4年即可来港，虽有工作能力，但孩子的年龄一般还偏小。上述2012年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新移民妇女是由于需要照顾子女而无法就业。
阿晶和多数人也不同，因为与丈夫的家人几乎没有往来，她需要有大量时间照顾生病的丈夫。“如果联系他们（丈夫的亲戚），一定认为我是要去要钱的呢！”阿晶笑着说。现在，她和丈夫都在靠综援过日子，加上政府给丈夫的伤残补助，两个人的月收入不过6000港元。
去年，香港终审法院裁决香港社会福利署有关综援申领者的资格要求违背《基本法》第36条，这项申领资格要求综援申领者须为在港居住满7年。终审法院要求政府恢复到2004年以前、成年人在港居住满1年即可申领综援的规定。
社团、游行和诉求
深水埗的新移民（微博）都爱叫她“施姑娘”。从1995年起就加入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施丽珊现在的职位是“干事”。已经在香港生活30多年的她，很难说是新移民，还是香港人。
“刚来的时候香港还很穷，那个时候虽然对内地人也有些看法，但不像这两年那么厉害。”施丽珊回忆说。
无论是以粤语的地道程度还是以其对于香港的了解来衡量，施丽珊显然不算是新移民，她深知这里的生活习惯、自己拥有什么权利、遇到问题如何解决、社会体制有什么欠缺，不过在一些香港人看来，无论经过多少年，出生在内地是永远附在施丽珊身上的一个标签。
“他们也会拿这个（来自内地）来攻击我，说我是内地出生所以帮着内地人。”施丽珊笑言。事实上，新移民只是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帮助的一部分人，包括香港的长者、低收入家庭等都是帮助的对象。
不过，少数人并不这么看待。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常会组织包括新移民在内的香港底层社群，通过游行或者其他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由于新移民获得的权益往往被认为是增加了社会整体负担或是抢占了本土人群的蛋糕，相关社团的工作人员也容易卷入争论。“只要一见记者，第二天就有人打来骂你。”说到这里，施丽珊并没有生气，反而继续笑着说起最近小童便溺事件后接到的一个市民打来的无理电话。
“他上来就问我你是不是赞成内地人在香港随地大小便啊，我说我不赞成。他说那人家在你家门口大小便你会怎样啊，我说我会劝他不要那么做，如果不听劝我会报警，但我不同意录影还要让全世界知道，结果他就说那你就是赞成内地人了，我都录音了。”施丽珊无奈地摊开手说，“可是我的意思完全不是这个”。
事实上，要让新移民走上街头并不容易。“他们大都很自闭，我们需要主动去接触他们，挨家挨户拍门、发宣传单张或者在街头宣传。”施丽珊说，有时候组织游行还可以达到几百人，不过他们并不愿意做任何出镜采访，“他们担心自己给人知道会更加被‘歧视’。”
施丽珊所在的机构尝试着为新移民提供了解香港社会的课程，包括香港的法律、文化、生活习惯、体制等多方面，以弥补政府在这方面的不足，但如果不强迫已经登记在册的新移民们去报名上课，只有很少人会主动报名，尽管课程结束后他们都认为课程非常有用。
“我们得主动联系他们（新移民），上之前总觉得有很多困难。”施丽珊说，有的人因为要做全职主妇而觉得没有时间参加，有的人刚来还无法接受现实的落差，面对太多无法应付的烦恼。
“我也明白香港是面对很多问题，面对很多来自内地的挑战。”施丽珊说，但真正文明的人是在不文明面前也是可以文明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晶为化名）
